“習書記在浙江的領導實踐具有鮮明特點”

採訪對象：郭佔恆，1954年9月生，北京通州人。1994年9月到浙江省委政研室工作，曾任省委政研室綜合處處長，2004年3月任副主任。2014年11月退休。

採 訪 組：邱然 黃珊 陳思

採訪日期：2017年9月28日，2018年3月29日

採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採訪組：郭佔恆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您一直都在省委政研室工作，親歷了不少重要文稿的起草和重大政策的出台。您跟他有不少工作接觸，請您談談他的工作特點。

郭佔恆：我1994年9月由部隊轉業到浙江省委政研室工作，在那裡工作了20余年，先后服務過5任省委主要領導。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我先是省委政研室綜合處處長，2004年3月當副主任。退休以來，主要是學習、研究、宣傳習書記在浙江的思想成果和實踐經驗。

習書記在浙江的領導實踐是方方面面的，具有全面性、開創性、引領性，對浙江的發展具有全面、深刻和長遠的影響。我把習書記在浙江的領導工作特點概括為“四句話”：一是戰略謀劃的全面性﹔二是調查研究的深入性﹔三是狠抓落實的持久性﹔四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方向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與他在浙江的思想和實踐既是一脈相承的，又是創新發展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習書記在浙江工作的思想和實踐，是我們深入理解和把握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一把鑰匙。

採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戰略謀劃的全面性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郭佔恆：習書記經常說，“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就是要求做工作要有全局和長遠的眼光。

具體來說，就是在思考的范圍上，他具有大綜合、大整合的理念，不是就經濟談經濟，也不是就政治談政治，而是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建設等多個方面、多個維度綜合考慮。在思考的格局上，他具有大布局、大空間的視野，從世情、國情、省情等多個層面分析判斷浙江的發展，把浙江放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大格局中進行戰略謀劃。在思考的廣度上，他具有大跨度、大時間的歷史觀，善於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把握問題貫穿過去、現在和未來，看清我們過去的發展歷史，摸清我們現在處於什麼樣的階段，指明我們未來往哪裡走。

在這種全面辯証的思維框架下處理具體問題時，習書記還要進行深入細致地調查研究，分析這個領域過去取得哪些成績，現在遇到哪些問題，未來發展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等，然后再加以通盤考慮，提出新的舉措。

2003年7月，習書記提出的“八八戰略”，是浙江發展的總綱，是浙江發展的頂層設計和系統謀劃。但“八八戰略”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來自對國際國內宏觀背景與浙江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變化的分析和把握，來自對中央精神的貫徹和對老百姓訴求的回應，既是對浙江發展實踐經驗的總結，又是對未來浙江發展思路的創新，既體現了工作的繼承性和連續性，又體現了工作的開拓性和創造性，蘊含了大綜合的內容、大格局的規劃、大時空的謀略，充分展示了習書記戰略謀劃的全面性和長遠性。

“八八戰略”著眼於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對實現城鄉統籌、區域協調、加大生態建設、對內對外開放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確的目標任務和具體的工作要求，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人口、資源、環境等方方面面的內容，體現了統籌兼顧和協調發展的要求。如在統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提出加快建設教育強省、科技強省、人才強省和文化大省，切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推動文化與經濟相互交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提出把城市和農村的發展作為整體來統一規劃，在加快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同時，努力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在統籌區域發展方面，提出把推動海洋經濟和欠發達地區發展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要求加快建設海洋強省，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要聯動發展。在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方面，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創建生態省，打造“綠色浙江”。在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方面，提出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三角地區合作與交流，以更高水平的開放帶動更高層次的發展。

“八八戰略”是習書記為推進浙江新發展繪制的宏偉藍圖，從外部看是一盤大棋局，渾然天成，全面周密﹔從內部看是縱橫經緯，層次分明，重點突出。充分體現了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統一，頂層設計、系統謀劃和統籌兼顧、協調推進相統一，在整體推進中抓重點突破，在重點突破中實現整體推進的唯物辯証法。一方面，“八八戰略”是一個整體，內容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另一方面，“八八戰略”每一個又包含一系列重點工作，如經濟領域的重點，包括大力推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三角合作與交流，加快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推動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等﹔政治領域的重點是加強法治建設、黨風廉政建設﹔文化領域的重點是積極推進科教興省、人才強省，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社會領域的重點是加強信用建設、機關效能建設、平安浙江建設﹔生態領域的重點是創建生態省，打造“綠色浙江”，實行“811”環境污染整治和循環經濟“991行動計劃”（指9大重點領域，9個一批抓手和100個重點項目）。其實，深入研讀不難看出，“八八戰略”的每一戰略也都體現了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統一。

從“八八戰略”的架構和布局來看，習書記既具有全局眼光和戰略思維，高度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注重改革發展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協調性，又能夠抓住事物的關鍵點和緊要之處，注重牽住“牛鼻子”，善於重點突破，以點帶面，推動全局。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調查研究方面的深入性體現在哪裡呢？

郭佔恆：習書記非常注重調查研究。可以說，“八八戰略”的提出和落實，每一步都離不開調查研究。

2002年10月，習書記一到浙江工作，就馬上深入各市區縣的機關、企業、農村、海島、社區等，開展調查研究。他一邊看，一邊聽，一邊想，一邊談，問計於基層，問計於群眾，把浙江發展的優勢和短板都摸清楚了，逐漸形成新的發展思路和舉措。2003年上半年，習書記在幾次會議上談了浙江如何進一步發揮優勢，推進一些新的舉措，形成“八八戰略”的最初思想。2003年7月10日，經過長達9個多月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習書記在省委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進一步發揮“八個方面的優勢”、推進“八個方面的舉措”的系統思考，標志著“八八戰略”正式形成。

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回浙江視察工作時還回憶起“八八戰略”的形成過程，他指出：“我在浙江工作時，省委就提出了‘八八戰略’。這不是拍腦瓜的產物，而是經過大量調查研究提出來的發展戰略，聚焦如何發揮優勢、如何補齊短板這兩個關鍵問題。不要口號化，口號化最終就是泡沫化。要抓實實在在的、有針對性的工作。”我作為當時省委全會報告起草組的一名成員，清晰記得習書記對“八八戰略”是如何一條一條講述和要求的。就是說，“八八戰略”不是秘書班子寫出來的，不是口號化的產物，而是習書記在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來的實實在在的發展戰略。

習書記不僅躬身調研、率先垂范，而且十分重視調查研究的制度建設。他指示我們省委政研室研究起草關於推進調查研究工作規范化制度化的意見，經省委審定后，於2003年2月26日以“兩辦”名義印發，明確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必要程序，提出了領導干部帶頭開展調查研究、改進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等具體要求，還提出領導干部每年要拿出兩三個月的時間進行調查研究、重大問題不經過調查研究不能上會決策、領導干部要建立調研聯系點，等等。2003年2月25日，習書記在《浙江日報》頭版“之江新語”欄目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准、效”》。他在浙江工作期間，每年都親自主持1—2個重點調研課題，在面上調研的基礎上，還要到聯系點蹲點調研，然后再有針對性地進行決策。

習書記搞調查研究，是一種工作常態，有空安排充分時間調研，沒空擠出時間調研，有時陪同中央領導視察和召開工作現場會也順便進行調研。習書記調研善於點面結合，以點帶面，抓點促面﹔調研中十分投入，十分深入，做到扑下身子，人到心到﹔經常到邊遠山區海島、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去調研。同時，要求調研輕車簡從，不搞層層陪同，習書記與隨行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都是乘一輛車。

印象最深的是，當年隨同習書記到溫州調研，他常常深入到文成、泰順、蒼南等邊遠山區。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后，溫州沿海地區民營企業異軍突起，老板比較多，城區發展比較快，給人感覺溫州很發達、很有錢。實際上，溫州的文成、泰順、蒼南等地，由於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發展還比較落后，過去還是國家和省級貧困縣。習書記去溫州調研不是簡單地看看城區，看看發展好的地方，而是深入到溫州比較貧窮落后的地方。當年習書記進了山區，看到一些村落，雖說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解決了溫飽問題，但也看到許多破舊的房子，村裡的基礎設施非常差，路都是些土路、石子路、石板路，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村裡淨剩下一些老年人，可謂“人走村空”，使人感覺這些地方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景。由此使我們得出一個基本判斷，當時浙江可能最發達的地方在溫州，最不發達的地方也在溫州，沿海和內地發展還很不平衡，城市和農村發展還存在兩極分化的現象。后來，習書記就提出，浙江要念好“山海經”，實施“山海協作工程”，推動沿海發達地區結對幫扶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習書記還經常進行蹲點調研，集中一段時間沉下去，把情況摸清楚、摸透徹，然后再制定出台相應的政策舉措。我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3月23日到26日，陽春三